从汾阳酒具看汾酒变迁——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的历史诉说
汾阳是一个古老的地名，也是中国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，周之古兹，晋之西河，唐之汾州，宋之汾阳，都指向于此。几千年来，汾阳美酒就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洪流，在中国酒文化的长河中奔腾不息。它那种与时俱进的酒质、迷人的酒感以及高雅的酒韵，始终为国人所喜爱。无论从何种角度探讨中国的酒历史，都难以离开一个汾阳的“汾”字。
然而，汾酒的由来并不是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依据社会生产力的不同能量，在不同的时期，酿造不同类型的“汾酒”，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从存世的汾阳酒具中得到印证。
·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有杏花村酒史的系列展出
酒是可以消耗的液体，消费了、变化了就不复存在；而酒器酒具则是永恒的固体存在，它永远会告诉你，历史上的出现了什么样的酒。
因此，要想深入探讨汾酒的历史，就离不开汾阳的酒具。
可喜的是，在当今汾阳，有这样一家酒具博物馆，用它富足的藏品和精彩的陈列，告诉你汾酒的历史与变迁。这家酒具博物馆就坐落在汾阳杏花村的新晋商酒庄集团。
新晋商酒庄的主人是侯清泉。这是一位对汾酒充满乡土热情的进取之士，这是一位对汾酒历史有着杰出贡献的大收藏家。他半生心血都倾注在汾酒的长流之中。
·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的建筑院落
现在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新晋商酒庄集团的酒具博物馆，唤醒那些沉睡千百年的汾阳酒具。
“汾清”酒具
汉代以来，中国的谷物发酵酒蓬勃兴起，分成了两大类别，一类是浊酒，也叫白酒（切记：不是今天的白酒），另一类是清酒。它们都属于中国早期的米酒。浊酒酿造时间较短，用曲量较少，酒液稠浊而酒精度偏低，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；清酒酿造时间较长，用曲量较大，酒度稍高且酒液较清，保质期也长一些。从品质上说，清酒优于浊酒。
汾阳从汉代以来，就能酿制优质清酒。
·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馆藏的汉代清酒饮酒器具
·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馆藏的汉代清酒龙柄温酒器，当时的清酒可以温着喝
汾酒著名于史册，首见于北朝时期，当时的汾阳酒有了专属名称，叫做“汾清”。《北齐书》卷一一《文襄六王传》细记载当时的北齐武成帝高湛给康舒王孝瑜写信：我在晋阳喝“汾清”酒，你在河南喝“邺酌”酒，你我遥相对饮。北齐武成帝高湛，公元561年即位，在位四年。
“汾清”一直流行到元朝，品质升级，达到了黄酒的境界。但由于历史的惯称，元朝的汾阳人还是喜欢把汾阳黄酒称为“清酒”，正是如此，新晋商酒具博物馆所藏的元代酒瓶（近代称为梅瓶）上，才会书写着“好清酒”字样。
·元代汾清梅瓶，高28.5厘米，最大腹径14厘米，瓶身书有“好清酒”三字
宋明时代的汾酒梅瓶
新晋商酒具博物馆藏有宋金元明四代的各式梅瓶，数量之多，引人注目，其中有些梅瓶都传世于汾河流域，说明以汾阳为核心的酿酒产区在历史中一直引领风骚。
按汉唐之间的酒产品，并没有特殊的酒包装，虽然人们也使用专制的酒器盛酒，但随意性很大，容器或大或小。宋朝的成品酒采用了标准化的措施，普遍使用瓶装，每瓶容积相等，大致一升至三升不等。这样一来，酒的使用就有了比较精确的量化单位，专门盛酒的酒瓶应运而生。
宋人逐渐把成品酒称为瓶酒，有“大瓶”、“小瓶”、“银瓶”、“经瓶”等称呼。其中经瓶是一种身形细高修长的盛酒之器，通用了宋金元明四代，近代人称其为“梅瓶”。
·宋代茶沫釉梅瓶，高47.5厘米
·金代茶沫釉梅瓶，高40.5厘米
·明代青花龙凤梅瓶，高31.5厘米，为嘉靖年间民窑制品，这是中国古代用梅瓶盛酒的最后余光
需要指明的是，宋金元明四代的梅瓶，大都是用来盛清酒或黄酒。明代中期以后，梅瓶逐渐发展为艺术品，就不再用作酒具了。
元代汾酒发展为蒸馏酒，使用了专属的酒具
元朝时，中国酒界引进域外蒸馏法酿制出谷物烧酒，当时称为“火酒”、“酒露”、“汗酒”、“气酒”，或按译音称为“阿剌吉酒”，现代人称之为白酒。
汾阳人率先开酿谷物蒸馏酒，时称“汾州火酒”。至于“汾酒”一词用来专指蒸馏酒，那是明朝晚期以后的事情了。
汾州火酒的酒度非常高，诞生之日起就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酒模式，甚至整个酒界不能再使用以前的所有酒具，必须重新配备器型很小的火酒酒具，于是，专属于中国蒸馏酒的小容器、小酒壶、小酒盅和分酒器被开发出来。可以这样说，判断谁家首先开酿蒸馏酒，谁就要拿出最早使用的配套酒器，而新晋商酒具博物馆则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，这就是他们馆藏的“元青花汾州火酒分酒器”。
·元青花汾州火酒分酒器，高10.5厘米，最大腹径9厘米，此器为新晋商酒庄集团酒具博物馆镇馆之宝
位于汾阳杏花村的新晋商酒庄集团的酒具博物馆，是我国大型酒具博物馆中的佼佼者，这里不但以馆藏丰富而著称，更重要的在于馆藏的酒器酒具能够见证中国酿酒的时代变化，有助于中国酒史的断代和研究。我们希望，新晋商酒庄集团的酒具博物馆还能深入发掘，贡献出更多的历史精华。
王赛时简介：
王赛时，中国酒史学家，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，长期从事中国酒史、中国饮食史的研究。出版过《中国酒史》等多部著作，填补了中国酒史研究的许多空白，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重大影响。
王赛时还致力于中国酒文化的传播事业，曾为国内诸多酿酒企业制定过文化方案和博物馆方案，参加过“中国酒都”、《中国名酒志》等国家项目的认证工作，并长期为源坤和酒育全国品酒师培训班授课。
